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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房住不炒” 推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 推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市本年度第四批次商品住宅用地集中出让工作圆满完成
导 读
今日，北京市本年度第四批次商品住宅供地工作圆满完成，6宗地全部顺利成交，用地规模约15公顷，地上建筑规模约32万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款约135亿元。
北京第四批次供地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人民至上宗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奋进姿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把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稳妥推进商品住宅用地供应。
以需定供，合理布局，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商品住宅供地始终秉承满足人民群众合理住房需求的原则，不断提升购房人满意度。本次供应宗地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较为完善，未来可着力满足居民生活、工作需要。同时本年度大力推进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居住用地供应力度，从年内已成交供地项目看，超六成项目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专家认为，北京从商品住宅供地端推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落地实施，加强轨道与城市建设时序协同及站点周边城市功能多元复合，推动轨道交通与周边用地融合发展，全面落实了“城市跟着轨道走”的发展要求。购房人认为，项目周边丰富的配套资源、便捷的出行条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缓解了出行压力，提升了对未来住宅的期望值。
推进“三保”工作，设置竞现房销售面积方式，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大力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中，北京土地市场切实履行政府责任，自2021年第二批次集中供地起采取竞现房销售面积方式，并结合实际效果不断推广，本次所有项目均设置此环节，且有3宗项目竞出现房销售面积。据统计，自集中供地以来供应项目中已实现现房销售面积约 27万平方米。现房项目充分考虑了未来企业资金回笼周期，在设置住房品质要求的前提下，预留了充足的利润空间，真实可见的房源提升购房安全感，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宜居城市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北京市贯彻经济、绿色的建筑方针，继续坚持基本品质保障要求和高标准住宅建设标准的住房品质保障“多管齐下”，实施住宅高标准建设，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太阳能光伏或光热系统等方面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同时鼓励项目实施超低能耗建筑，推进从“住有所居”向“住更宜居”方向转变，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首善之都。
以首善标准服务市场主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信心不断增强
北京土地市场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导向，不断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从2021年底开始，采用预申请公告的形式提前向社会公布地块信息，地块周边市政材料及市政建设计划随预公告一并公布。与此同时，北京加强供地事前事后全方位服务，出让时落实“用地清单制”改革，将交通、水土保持、防洪、考古勘探等各类评估评价结果清单纳入土地供应招拍挂文件向社会公示，供地后加强手续审批统筹，提升审批效率，切实从“企业跑”向“政府干”转变。企业对此纷纷表示认同，认为北京信息发布及时全面，土地市场公开透明，竞买规则不断适应时代发展，企业在京投资信心更加坚定。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北京土地市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通过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采取有力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保障了土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从成交情况看，北京落实国家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态度坚决，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实际行动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奋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今日成交结果如下：
1.朝阳区平房乡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一期）PF-4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1.96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4.9万平方米，最终由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以25.53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10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52092元/平方米。
2.朝阳区平房乡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一期）PF-4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1.87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4.67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三元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4.38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10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52202元/平方米。
3.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29-3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3.19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7.09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32.315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35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45601元/平方米。
4.石景山区老古城综合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8-62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3.06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7.08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以28.4亿元竞得，成交楼面地价40116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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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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